老师转向深绘里，说：“绘里，对不起，给我们沏点茶端来好吗?”
少女站起来，走出客厅。门静静地关上。天吾坐在沙发上调整呼吸，重新振作精神。老师一言不发地等着他，摘下黑框眼镜，用一块看着并不干净的手帕擦拭镜片，重新戴好。窗外，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迅速飞过，也许是只鸟儿。也许是谁的灵魂被吹到了世界尽头。
“对不起。”天吾说，“我已经好了。一点事也没有了。请您说下去吧。”
老师点点头，开始说：“那场激烈的枪战之后，分离派公社‘黎明’毁灭了，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事，距今三年前。在绘里来到这里四年后，发生了这起事件。但‘黎明’的问题暂时和这次的事情无关。
“绘里开始跟我们一起生活时，只有十岁。事先没打任何招呼、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的绘里，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绘里完全不一样了。她本来是个少言寡语、和陌生人从不亲近的孩子。但她从小和我很亲近，常和我说话。可是那时的她却处于对谁都无法开口说话的状态。似乎丧失了语言功能。问她话，她也只会点头或摇头。”
老师的语速稍微加快，声音也更加清晰。显然，他是想趁深绘里离席之机把话题向前推进。
“抵达这里的途中她好像经历了千辛万苦。虽然随身带着一点现金和写有我家地址的纸条，但要知道她一直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，话也说不明白。但她还是凭着手中的纸条，换乘好几次火车和汽车，总算到了我家门口。
“一看就知道，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。在我家帮忙的女人和阿蓟全力照顾绘里，几天后绘里基本平静下来，于是我给‘先驱’，打电话，说要和深田通话，但他们说深田现在处于不能接听电话的状态。我问那是什么状态，他们不肯告诉我。我说要和他夫人说话，但他们说夫人也不能接听电话。结果我和谁都没能通话。”
“您当时有没有告诉对方，说您把绘里收留在家里了?”
老师摇摇头。“没有。我当时觉得，除非直接告诉深田，否则绘里在我这里的事还是不提为好。当然，在那以后我曾再三尝试和深田联系，用尽了各种手段，但怎么做都一无所获。”
天吾蹙起眉头。“就是说，这七年间一次也没能和她的父母联系上?”
老师点头。“整整七年，毫无音信。”
“绘里的父母在这七年中，就没有打算寻找女儿的下落?”
“是啊。无论怎么想，这都是不能理解的事。因为深田夫妇非常疼爱和珍视绘里。如果绘里得去投奔什么人，去向也只有我这里。他们夫妻俩都和各自的父母断绝了关系，绘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两边的祖父母。她能投靠的只有我家。他们也一直教导绘里万一出了什么事就来投奔我。但他们居然连一个字也不跟我联系。这实在无法理解。”
天吾问：“您刚才说，‘先驱’是个开放的公社。”
“没错。‘先驱’自从建立以来，一直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社运作。但就在绘里出逃前不久，‘先驱’开始逐渐切断和外界的交流。我最初觉察到这个征兆，是在和深田的联络开始出现不便时。深田一向是个下笔勤快的人，时常给我写来长信，把公社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境告诉我。但从某个时刻开始来信断绝了，我给他写信，也没有回音。电话打过去，也不肯转接。就算转接过去了，通话时间也被限制得很短。而且深田的说话方式简直像知道有人在一旁偷听似的，总是冷冰冰的。”
老师在膝头将双手合拢。
“我到‘先驱’去了好多次。我需要和深田商量绘里的事，既然写信打电话都不行，剩下的就只有当面交谈了。但他们不放我进入他们的地盘。在大门处就吃了闭门羹，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。无论如何交涉，他们也根本不理睬。‘先驱’的地盘不知何时也被高高的栅墙围绕起来，外人一律不得入内。
“公社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外边的人无从得知。武斗派‘黎明’需要采取秘密策略，那可以理解。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武力革命，有些东西不得不讳莫如深。但‘先驱’不过是和平地利用有机耕作法经营农业，从一开始就对外界采取友好的态度，因此当地人对他们很有好感。但如今，这个公社简直像一个要塞。里面的人态度和表情都完全变了。附近的邻居们也和我一样，对‘先驱’的变化深感困惑。一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深田夫妇可能发生不测，我便担忧不已。但在那个时候，除了收养绘里精心抚育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就这样，七年时光流逝，一切依然不明不白。”
“甚至连深田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吗?”
老师点头说：“没错。毫无线索。我尽量不往坏处想，但深田整整七年没有只字片语的联系，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。只能认为他们出什么事了。”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：“也许是被强行拘禁在内部。或者是更严重的事态。”
“更严重的事态?”
“就是说，绝对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性。‘先驱’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和平的农业共同体了。”
“你是说，‘先驱’这个团体开始朝着危险的方向推进了?”
“我觉得是这样。据当地人说，出入‘先驱’的人数和以前相比似乎大幅增加，车辆频繁地进出，以东京牌照的车辆居多。在乡间难得一见的大型高级车也常常见到。公社成员的人数急剧增加，建筑和设施的数量也有所扩充，内容也充实了。他们用便宜的价格积极增购邻近的土地，还添置了卡车、挖掘机和水泥搅拌机之类。农业也一如既往地继续经营，这应当是他们可观的收入来源。‘先驱’品牌的蔬菜越来越广为人知，还向以自然素材为招牌的餐馆直接供货，也和高级超市签订了合同。利润肯定也有所提高。但与之齐头并进，农业以外的某种东西似乎也在进展。光凭贩卖农产品，无论如何也凑不齐那些扩大规模需要的资金。就算‘先驱’内部有什么事情正在进展，从他们那彻底的神秘主义做法来看，只怕那也是难以公之于世的东西。这就是当地人所抱的印象。”
“他们又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了吗?”天吾问。
“肯定不会是政治活动。”老师应声答道，“‘先驱’不是在政治上，而是在另外一条轴线上出现了变化，正因如此，他们才在某个时间点不得不把‘黎明’切割出去。”
“但后来‘先驱’内部发生了某些变故，致使绘里不得不逃离那里。”
“肯定发生了什么事。”老师说，“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故，某种致使她不得不抛弃父母、只身一人出逃的事。但绘里对此绝口不提。”
“会不会是受到严重刺激，或者是受到心灵创伤，以致无法诉诸语言?”
“不。受到强烈刺激、对某种东西感到惊恐、离开父母自己生活而不安等等，这类的感觉全然没有。仅仅是麻木。但绘里还是顺利地适应了在我家的生活，顺利得几乎让人觉得扫兴。”
老师瞟了一眼客厅的门，然后把视线收回天吾的脸上。
“不管在绘里的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愿硬生生地撬开她的心灵窥探其间。我以为这孩子需要的恐怕是时间，故意什么也不问她。当她沉默不语时，我也假装毫不在意。绘里总是和阿蓟在一起，阿蓟放学回家后，两个人连饭也不好好吃，就钻进房间。两人在里面干什么，我一无所知。也许只有在她们两人之间，某种类似会话的东西才能成立。但我没有多问，而是随她们去。而且除了不说话，她在共同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。她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也非常听话。和阿蓟成了彼此唯一的密友。不过这个时期，绘里没有上学。因为你不能把一个一句话都不会说的孩子送到学校里去。”
“老师您和阿蓟以前一直是两个人生活吗?”
“我妻子在十年前去世了。”老师说，然后稍稍顿了一顿，“汽车追尾事故，当场猝死，留下了我们父女俩。远亲中有一位女士就住在附近，家务全由她帮忙打理，她还帮忙照应女儿她们。妻子去世，不论对我还是对阿蓟来说，都是巨大的痛苦。她死得太突然，我们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。所以绘里来到我家和我们共同生活，先不管前因后果如何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。哪怕不言不语，只要有她在身边，我们就不可思议地会变得心绪宁静。而且在这七年中，尽管只是一点点地恢复，但绘里毕竟恢复了语言能力。和刚到我家时相比，会话能力显著地提高。在别人看来她说话与众不同十分奇妙，在我们看来却是不小的进步。”
“绘里现在上学吗?”
“不，她不上学。只是在形式上报了个名。要坚持上学实际上不大可能。所以由我，以及到我家来的学生们抽空给她授课，但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知识，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教育。她阅读有困难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大声读书给她听，还给她买了市面上销售的朗读磁带。这几乎就是她受的全部教育了。但她是个聪明得惊人的孩子。凡是自己决定吸收的东西，就能迅速、深入而有效地吸收。她这种能力超群。但不感兴趣的东西几乎看也不看一眼。其间的差距非常大。”
客厅的门还没有打开。大概烧开水和沏茶很花时间。
“于是绘里对阿蓟讲述了《空气蛹》，对不对?”天吾问。
“刚才我说过，绘里和阿蓟一到晚上就两个人关在房间里，也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。那是她们两个人的秘密。但似乎从某个时刻开始，绘里讲故事成了她们两人交流的重要主题。绘里讲的内容由阿蓟笔记或录音，再用我书房里的文字处理机转换成文章。从这时起，绘里好像慢慢恢复了情感，像皮膜一样笼罩全身的麻木与冷漠消失了，脸上也重新唤回了一些表情，开始接近从前那个绘里。”
“‘恢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?”
“并非全面地，只是部分地恢复。但的确如你所说。恐怕是通过讲述故事，绘里的恢复才得以开始。”
天吾思考片刻，然后改变了话题。
“关于深田夫妇音信断绝一事，您有没有找警察商量过?”
“嗯。我去找了当地的警察。没提绘里的事，只说有个友人在里面，长期联系不上，会不会是遭到拘禁了?但那时他们也帮不上忙。‘先驱’的地盘是私有地，只要没有掌握那里发生了犯罪行为的确凿证据，警察就不能擅自闯入。无论我怎样交涉，警察就是不予理睬。而且以一九七九年为界，进入内部进行搜查事实上不可能了。”
老师仿佛要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频频摇头。
“一九七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天吾问。
“那一年，‘先驱’获得了宗教法人的认可。”
天吾一时目瞪口呆。“宗教法人?”
“实在令人震惊啊。”老师说，“不知何时，‘先驱’变成了宗教法人‘先驱’，由山梨县知事正式颁布了认可。一旦名称变成宗教法人，警察想进入他们的地盘进行搜查就十分困难了，因为这种行为将威胁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。而且‘先驱’似乎设置了专人负责法律事务，部署了牢固的防御态势。地方警察根本斗不过它。
“我在警察那里听说了宗教法人的事，也大为震惊，简直如晴天霹雳。起初根本难以置信，亲眼看到了有关文件、亲自确认了相关事实以后，依然很难理解。我和深田是老朋友了，熟知他的性格和为人。我研究文化人类学，和宗教也有不少接触。但他和我不同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，是事事讲究以理服人的家伙，按理说对一切宗教都抱有生理性的厌恶。就算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，也绝不会去接受宗教法人认可呀。”
“而且获得宗教法人的认可，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“那倒未必。”老师说，“的确有许多资格审查，还得一一通过政府的复杂手续。不过如果从幕后施加政治压力，消除这些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得简单。而何为严肃的宗教，何为邪教，其界线划分原本就十分微妙。并没有确凿的定义，全看怎样解释。凡是留有解释余地的地方，常常会产生政治和特权介入的余地。一旦获得宗教法人的认证，就可以享受税赋方面的优惠措施，还可以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。”
“总之，‘先驱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公社，而是变成了宗教团体。并且是个异常封闭的宗教团体。”
“新宗教。更直率地说，就是变成了邪教团体。”
“想不通啊。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，肯定有什么重大的机缘。”
老师望着自己的手背。手背上长着很多蜷曲的灰色汗毛。“你说得对。无疑存在一个导致了巨大转变的契机。我也一直在思考，考虑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但丝毫没弄明白。这个契机到底是什么?他们采取彻底的神秘主义，不让外人窥知内部的情况。而且从那以后，‘先驱’的领袖深田的名字再也不在公开场合出现了。”
“然后在三年前发生枪战事件，‘黎明’毁灭了。”天吾说。
老师点头。“而实质上将‘黎明’剥离的‘先驱’却幸存下来，并作为宗教团体稳步发展。”
“就是说，枪战并没有给‘先驱’造成太大的打击。”
“是的。”老师说，“不仅如此，甚至反而等于为他们做了宣传。这是一群肯动脑筋的家伙，把一切都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来。但总的说来，这是绘里从‘先驱’出逃后发生的事。正如刚才所说，应该是和绘里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。”
这似乎是在要求改换话题。
“《空气蛹》您读过了吗?”天吾问。
“当然。”
“您怎么看?”
“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。”老师说，“很精彩，而且充满隐喻。但究竟暗示了什么，说老实话，我也不太明白。瞎眼的山羊意味着什么?所谓小小人与空气蛹又意味着什么?”
“您认为这个故事是在暗示绘里在‘先驱’里经历的，或者说目睹的某些具体的事实吗?”
“也许是这样。但究竟哪些是现实，哪些是幻想，很难判断。既像一种神话，似乎又可以解读为巧妙的讽喻。”
“绘里对我说，小小人真的存在。”
老师听了，浮出严峻的神情，过了片刻才说：“就是说，你认为《空气蛹》中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事?”
天吾摇头说：“我想说的是，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描写得非常真实细腻，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强项。”
“而且，你打算运用自己的文章或文理来重写这个故事，把它暗示的某种东西转换成更为明确的形态，是这样吗?”
“如果顺利的话。”
“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。”老师说，“虽然我早就不做学者了，其精神却至今依然渗在骨髓中。这门学问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把人们拥有的个别意象相对化，从中发现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性的共同项，然后再次将它反馈给个人。通过这么做，人也许能获得一个在自立的同时又隶属于某种东西的位置。你明白我的话吧?”
“我想我明白。”
“恐怕要求你做同样的工作。”
天吾在膝头摊开双手。“好像很困难。”
“但似乎值得一试。”
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。”
老师注视着天吾。此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芒。
“我想知道，在‘先驱’里，绘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深田夫妇又走过了怎样的命运之路。这七年间，我努力试图揭开真相，却连一丝线索也没抓住。挡在面前的，是个我无力抗争的庞然大物。也许在《空气蛹》中，隐藏着破解谜底的关键。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，但只要有这种可能，我就情愿一博。至于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格，我不知道。但你给了《空气蛹》高度评价，并深深地沉湎其中。这，或许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格。”
“有一件事我想确认是Yes还是No。”天吾说，“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为了这个。老师，您是否把改写《空气蛹》的许可给了我?”
老师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我也想读一读由你改写的《空气蛹》。绘里好像也非常信任你，而这样的对象除了你再没有别人。当然这是说除了阿蓟和我之外。所以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作品就完全托付给你。我的答复是Yes。”
一旦谈话中断，沉默就像注定的命运一般，降临在了这个房间。恰好这时深绘里把茶端了进来，仿佛算好了两人的交谈已经结束。
归途是独自一人。深绘里出去遛狗了。天吾对照电车的发车时间，请他们叫来出租车，赶往二俣尾车站。然后在立川换乘中央线。
在三鹰车站，天吾的对面坐了一对母女。那是一对穿戴得干干净净的母亲和女儿。两人穿的都绝不是昂贵的衣服，也不新，却很干净，收拾得十分精心，该白的地方雪白，熨烫得服服帖帖。女儿大概不是小学二年级就是三年级，眼睛大大的，五官长得很漂亮。母亲身材瘦削，头发束在脑后，带着黑边眼镜，拎一只退了色的厚布手提袋。里面好像装满了东西。她的脸庞长得也很端正，只是眼角旁流露出神经性的疲劳，使她看上去大概比实际年龄显老。还是四月中旬，她却带着把阳伞。阳伞卷得紧巴巴的，像一根干透了的棍子。
两人坐在座位上，始终一声不响。母亲看上去似乎在脑中考虑着什么计划。坐在邻座的女儿无所事事，忽而瞧瞧自己的鞋子，忽而望望地板，忽而看看从车厢顶垂下来的广告，忽而瞅瞅坐在对面的天吾，像对他高大的身材和皱皱的耳朵生出了兴趣。小孩子们常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天吾，像看着无害的珍稀动物。这位少女脑袋和身体几乎不动，只有眼睛活泼地转来转去，观察着周围各种事物。
母女俩在荻洼车站下了车。电车刚开始减速，母亲便拿起阳伞，一言不发地站起来。左手拿阳伞，右手提布手袋。女儿也立刻跟上，飞快地站起来，跟着母亲走下电车。站起来时，她又瞥了一眼天吾的脸。眼睛里蕴含着奇怪的光芒，似乎在要求，又似乎在倾诉。虽然只是微弱的光芒，天吾却能看清楚。这个女孩是在发送信号——他这样觉得。但不用说，就算有信号发送过来，天吾也无能为力。他不了解内情，也没有干预的资格。少女在荻洼车站和母亲一起走下电车，车门关上，天吾坐着不动，朝下一个车站继续前进。少女刚才坐过的座位上，坐着三个初中生，像是刚考完模拟考试结伴回家，开始热闹地大声交谈。但有一会儿，那位少女安静的残像仍留在那里。
那位少女的眼睛，让天吾想起了另一位少女。那是在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两年间和他同班的女孩。她也长着一双和刚才那位少女一样的大眼睛。她曾用那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天吾，然后……
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个叫“证人会”的宗教团体的信徒。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，宣扬末世论，热心地进行传教活动，对《圣经》上所写的，一一忠实地按照字意实行。比如说完全不赞成输血。如果遭遇车祸身负重伤，生还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减少。也基本无法接受大手术。但据说坚持这样做，等到世界末日来临时，就可以作为上帝选中的子民幸存下去，能在至福的世界里生活千年。
那位少女像刚才的少女一样，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。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眼睛。五官也很美丽。她的脸上似乎永远蒙着一层不透明的薄膜，那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存在感。若无必要，她从不在人前开口，也不会把感情表露在脸上。薄薄的嘴唇总是紧紧地抿成一条线。
天吾当初关心这位少女，是因为她每到周末就跟母亲一起去传教。在“证人会”信徒的家庭里，小孩子一学会走路，就被要求和父母一起参与传教活动。从三岁左右开始，主要是跟着母亲步行，挨门挨户地走访人家，发放一种叫《洪水之前》的小册子，传播“证人会”的教义。浅显易懂地向人们解释现在世界上出现了多少灭亡的征兆。他们把上帝称作“尊主”。当然几乎每次都会吃闭门羹，就在他们的鼻子前砰的一下关上大门。因为他们的教义过于褊狭、一厢情愿、远离现实——至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认识的现实相差太远。但非常罕见地，偶尔也有人认真地听他们的布道。世上总有一些想找谈话对象的人，不管谈的是什么。而且非常罕见地，其中偶尔也有人去出席他们的集会。为了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，他们走街串巷，挨家按响人们的门铃他们就这样不懈地努力，即使成效甚微，也想让世界走向觉醒，这就是他们被赋予的神圣使命。而这使命愈是严峻，门槛愈是高不可攀，赐予他们的至福也就愈是辉煌。
这位少女跟着母亲四处传教。母亲一只手拿着塞满了《洪水之前》的布袋，另一只手常常拿着把阳伞。几步之后跟着这位少女。她总是嘴唇抿成一条直线，面无表情。天吾随着父亲四处去征收NHK的视听费时，曾经几度在路上和这位少女擦肩而过。天吾认出了她，她也认出了天吾。每一次，少女的眼中似乎都有某种东西悄悄地闪亮。他们当然从未交谈过，甚至连一声招呼都没打过。天吾的父亲忙着提高收款业绩，少女的母亲则忙着宣扬注定到来的世界末日。少年和少女只是在星期天的街头，被父母拉着，步履匆匆地交臂而过，在一瞬间交换过视线而已。
全班同学都知道她是“证人会”的信徒。她因为“教义上的理由”不参加圣诞节的活动，也不参加走访神社、佛寺之类的远足或修学旅行。从没参加过运动会，也没唱过校歌和国歌。这样一种只能称为极端的做法，使她在班级里越发孤立。而且，每次吃午饭前，她必须念诵一种特别的祈祷词，而且得清晰地大声念诵，让人人都能听见。自然，周围的孩子都觉得那祈祷令人毛骨悚然。她肯定也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做，但已被训练得坚信在进食前必须念诵祈祷词，即使没有其他信徒在一旁守着，也不能敷衍了事。“尊主”高高在上，把一切都仔细地看在眼里。
我们在天上的尊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
愿你免我们的罪。愿你为我们谦卑的进步赐福。阿门。
记忆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，居然还能大致回忆起那祈祷词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每当听见这句祷词，小学生天吾就不由得思考：“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度?”那里会不会有NHK?一定不会有。既然没有NHK，就不会有收款。如果是这样，也许那国度早点降临才好。
天吾一次都没和她说过话。虽然在一个班级，天吾却从来没有和她搭话的机会。少女总是远离群体，孤独一人，没有必要就和谁都不说话。看样子不可能特地走到她面前，跟她打招呼。但天吾心里十分同情她。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休息日都不得不跟在父母后面四处挨家按门铃。尽管有传教活动和收款业务的不同，但不由分说地强迫孩子们扮演这种角色，对他们的心灵是何等严重的摧残，天吾深有体会。星期天，孩子们应该和小伙伴在一起尽情地玩耍嬉戏，而不应去威吓人家征收款项，也不应去四处宣扬恐怖的世界末日。那种事——如果真有必要做的话——让大人们去做就行了。
天吾只有过那么一次，由于小小的冲动，曾向那少女伸出援助之手。那是四年级的秋天，在上理科实验课时，和她一个实验台的同学对她恶语相向。因为她弄错了实验步骤。究竟是什么样的错误，他已经没有印象了。当时一位男同学揶揄她，提到她参与“证人会”的传教活动，挨家挨户地散发荒唐的小册子，还叫她“尊主”。这应该说是少见的事。因为大家平时不欺负她也不捉弄她，不如说把她当作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彻底地漠视。但像理科实验这样的协同作业，不可能只把她一个人排除在外。当时那些话骂得相当恶毒。天吾本来是另一个小组的，使用旁边的实验台，但他再也无法置若罔闻。不知为何，他只是觉得不该放任不管。
天吾走过去对她说，要她换到自己的小组来。没有深思熟虑，也没有丝毫犹豫，几乎像条件反射一般，他这么做了。并且仔细地把实验要领说给她听。少女全神贯注地听着天吾说明，仔细地理解，没有再犯相同的错误。在同一个班级的两年间，天吾还是第一次(也是最后一次)跟她交谈。天吾成绩好，又长得高大强壮，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。所以没有人因为天吾袒护了她而戏弄他——至少在当时那个场合。但由于袒护了“尊主”，他在班级里的声望似乎在无形中下降了一个级别。恐怕是因为和那位少女有了瓜葛，被认为染上了污垢吧。
但天吾对此毫不介意，因为他深知她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儿。如果父母不是“证人会”信徒，她当然会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长大成人，被众人接纳，肯定也会有要好的朋友。但只因为父母是“证人会”的信徒，她在学校竟受到像隐形人一般的待遇，谁也不跟她说话，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。天吾觉得这极不公平。
天吾与少女此后并没有什么交谈。没有交谈的必要，也没有交谈的机会。但每当视线偶然相触，她的脸上就会浮出隐约的紧张。他看得明白。也许天吾在理科实验课上的行为，让她觉得困惑。也许她心生愤怒，觉得他是多管闲事。对此，天吾捉摸不透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不会从对方的表情中读出细微的心理变化。
然后有一天，少女握了天吾的手。那是十二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，窗外能望见高远的天空和雪白笔直的云。在下课后清扫完毕的教室里，偶然只剩下了天吾和她两个，再无别人。她仿佛下了决心，快步穿过教室，来到天吾面前，站在了他身旁。然后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天吾的手，仰面注视着他(天吾大概比她高十厘米)。天吾吃了一惊，也注视着她，两人视线叠合。天吾在对方的瞳孔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透明的深邃。那少女无言地久久紧握着他的手，非常有力，一瞬间都不曾放松。然后她放开了手，裙裾翻飞，小跑着出了教室。
天吾莫名其妙，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，幸好没人看见。万一被谁看见，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。他环顾四周，先是长舒一口气，随后陷入了深深的困惑。
从三鹰站到荻洼站问坐在对面的母女俩，没准也是“证人会”的信徒，正赶赴例行的星期日传教活动。鼓鼓的布手提袋里，看上去也很像塞满了《洪水之前》小册子。母亲手中的阳伞和少女眼中闪烁的光芒，让天吾想起了同班那位寡言的少女。
不，电车中的两人也许不是什么“证人会”的信徒，只是正赶去上课外班的普通的母女俩，布手提袋里装的也许只是钢琴乐谱、练习书法用的文具。一定是我对各种事物过于敏感了。天吾心想。于是闭上眼睛，缓缓地舒了口气。星期天，时间流逝的方式显得很奇妙，种种景象奇怪地扭曲着。
回到家，简单地做了顿晚饭吃。细想起来，其实午饭也没吃。晚饭后，想起该给小松打个电话，他肯定想知道会见的结果。但这天是星期天，他不上班。天吾不知道小松家里的电话号码。算了，随它去。如果想了解情况，他大概会打电话来的。
时钟的指针转过了十点，正打算上床睡觉时，电话铃响了。他猜测大概是小松，拿起听筒，传来的却是年长的女朋友的声音。
“哎，后天下午我到你那儿去一小会儿行吗?不过没办法待太长时间。”她说。
背后可以听见轻轻的钢琴声。好像她丈夫还没回家。行啊。天吾回答。她来的话，《空气蛹》的改写工作就得暂时中断。但听着她的声音，天吾感觉自己强烈地渴望她的身体。挂断电话后，他走到厨房，把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倒进玻璃杯里，站在洗碗池前一饮而尽。爬上床，读了几页书，然后昏昏睡去。
天吾这个漫长而奇妙的星期日，就这么结束了。